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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龙应台: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]

| g43

作者:龙应台

  你听过“克林贺夫”这个名字吗?

  大概没有。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。三年前,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。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,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,尸体丢进了地中海。

 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阿巴斯,是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”的要员。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:“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?”阿巴斯淡淡一笑,回答:“或许他想游泳吧!”

  阿巴斯的“冷血”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,媒体竞相报道他这句“草菅人命”的话。

 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?不是,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。他反问:“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?美国可曾对格林纳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?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出名。你能不能说得出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?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?”

  记者愣在那里。

 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。因为那些死者,包括少年、孕妇、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。慢着,你说,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。不错,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,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,他的死,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,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你知道,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?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,因为你是中国人。

  裕仁天皇重病,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,为皇上圣体祈祷,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“美丽”又“哀愁”的怀旧浸渍之中。

 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: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。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、崇敬的、怀旧的甚至于“爱戴”的、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?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,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,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、心跳的频率、昏睡的时数?

 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。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,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,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那些“英勇”的日本青年,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,为国家牺牲犯难;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“健儿”与父母、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……

 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,英国的《太阳报》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。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,都只是“行礼如仪”地报道。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“侵略”非常在意,步步为营,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,却没有多大兴趣,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,“与我无关”。

  《太阳报》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,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,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。

  啊,你惊讶地叫了一声,《太阳报》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?

  不是。《太阳报》所指的受害者,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,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——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。

  40年过去了,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。一旦谈起时,人们心中记得的“受害者”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。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、没有名字、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呢?

  我也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“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”的报道。但是,当广岛市长说“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”时,它却成为重要新闻。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人物是谁呢?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!除了他们,还会有谁呢?

 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,不屑地说:美国人命、以色列人命,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;英国人、日本人命,比中国人命值钱;So what?在封建社会,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,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,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,结果就是不会一样。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,路可能因而拓宽,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,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,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。

 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,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。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,在台湾成长,我只记得全岛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、演讲、彩排歌舞话剧,用极大的人力、物力铺排繁华升半的气氛。只是从来不见,在“七七”那样的日子,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,哀矜过去、审视未来,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,从来不见。

 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?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,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?

  中国人,也是有名字的,但必须自己先记得。你说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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